范氏曰：“乐舞之数，自上而下，降杀以两而已，故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。孔子为政，先正礼乐，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。”

谢氏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当为，不敢须臾处，不忍故也。而季氏忍此矣，则虽弑父与君，亦何所惮而不为乎？”

礼的实质就是建立规范的秩序

对于这句话，历来注家的解释有两点需要注意为一是有关“八佾”的解释。

古注：“天子八，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每佾人数，如其佾数。”

近代注家解释为：八佾是八行，八八六十四人，只有天子才能用。诸侯用六佾，即六行，四十八人。大夫用四佾，三十二人。士用二佾，十六人。

这种解释值得怀疑。因为“每佾人数，如其佾数”。就是说，佾，表示行列，是舞蹈的队列阵式。佾之数即为舞蹈之人数。即八佾应为八八六十四人，六佾应为六六三十六人，四佾应为四四一十六人，二佾为二二得四人。古者之士，实为平民，充其量也就是读过一点书，在权贵之家或统治衙门做事。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，其地位是低下的，这从古籍中可以找到依据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王者之制禄爵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。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”又“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其耕也”。而且“农田百亩，百亩之分，上农夫食九人……”“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，中士食十八人，上士食三十六人”。以此可以为证。由其禄制可知，古者士的地位也仅相当于现在的“普通公务员”，与平民的区别也只是耕与非耕，即“禄足以代其耕也”，只是不参加体力劳动而已。如果也用十六人的舞蹈，岂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？谁有闲心去陪着仅能维持生计的一介小吏而舞给他看呢？且达十六人之多。有四人为其歌之舞之，已经可称其为雅士了，足以在亲朋邻里面前显派而闻达了。

二是有关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一句的理解。

历来的解释是，孔子说：“季氏冒用天子的礼乐，这种事是可以容忍的吗？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够容忍呢？”

考虑到孔子作为修养至圣的先哲以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，他只能以预言的方式评论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这件事。因为他不具备发脾气的物质力量，而且以他的修养来说，也不至于大失风度地挥舞着手足发出声讨的言辞。在当时的春秋乱世，鲁国政权已经落入大夫手中，国君只是傀儡，人们也只能敢怒而不敢动。孔子也只是“敢言”而已，何至于声讨，又有多少力量声讨呢？所以，孔子也只是从季氏在礼仪上这一僭越行为，看出了鲁国政权的飘摇之势，识破了季氏的野心，告诫人们注意。

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祭祀家庙，僭越天子祭礼，歌奏《雍》诗，撤出祭品。夫子说：“‘前来助祭皆诸侯，天子主祭穆然仪容尊’，难道这是能用于三家大夫庙堂上的祭礼吗？”

程子曰：“周公之功固大矣，皆臣子之分所当为，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？成王之赐，伯禽之受，皆非也。其因袭之弊，遂使季氏僭八佾，三家僭《雍》彻，故仲尼讥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