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馆的管理制度有以下三种：一是值年制，即由董事轮流负责管理每人一年，叫值年；二是共管制，即因地域不同，如同是一省，但不同州县，这样便由各方派出相等人数共同管理；三是董事制，即规定出董事名额，按分配制度，如商界若干名、政界若干名、洋行若干名等，然后经过会员选举产生。

会馆除了商人们聚集联络、商讨业务之外平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搞一些公益事业，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会馆，几乎都把办理善举、对同乡实行救济、妥善安排生老病死，作为头等大事。所以各会馆刚一建立便订立公益、救济等一系列章程和制度，如对同仁贫困者规定：“年老无依者，酌量周助，遇有病故，助给棺殓费。无人搬柩者，代为安葬。其经费由同业捐资，并不在外募派”；商人外出经商，有的子弟随同而来，为了让这些人受到教育，会馆还设立有义塾、学校，其经费也由同乡捐助。

会馆由商人举办，当然经费来源是不成问题的，所以一般的会馆其建筑规模和形式在当地来说都是很讲究的。当然会馆因其经济实力不同，其规模也大小不一，一般的来说，大的有三四层院落，其中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、有吟诗作赋的文聚堂，有迎客宴宾的思敬堂，还有进行喜庆活动的大戏台，以及花园、山石、水池、亭榭等；小的会馆也有十几间、几十间房屋。会馆内配有各种各样的木质家具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、用具。

会馆是商人们所建立的地域性的组织，是商人活动的场所，其主要的职能就是联谊并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公益事业。根据我们前面叙述的情况，就会馆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：

一是地域性。会馆是由同乡商人所组建，其成员当然是吸收同乡人，形成了一个以同乡为主的地域性很强的组织。这样做便于同乡人的团结，保持同乡人在外经商的利益；二是商业性。会馆的出现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商业的发达。各地经商者的增加，商业活动在不断扩大，到外地经商的越来越多，因此要求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固定的活动场所是很自然的。会馆一旦建立，商人们便立刻响应加入，使自己有了一个居住、存货、商讨业务、议定商价等的地方。所以，不管建立会馆的初衷是什么，最终都使其表现出了商业的性质；三是封建性。主要表现在各个会馆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和保护神，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。他们所祭祀的神像，有的是本行业的祖师；有的是本乡本土的先贤。如土木商供奉鲁班、医药商供奉三皇(伏羲、神农、有熊)，搞海上运输的供奉无后娘娘等等。

四是政治色彩也很浓厚。有些会馆虽有商人参加，但是由官僚政客所组建的。商人参加是以同乡的身份，而不是出于业务上的需要。有些会馆是由商人发起组建的，但是后来尤其近代加入了一些有声望的官僚，很快地会馆的活动为其所把持。如军阀孙传芳、黄政国，政客南桂馨、靳云鹏等，都曾是天津一些会馆的主要人物。

会馆也曾有不少的名人居住或曾经活动过。明朝名相张居正，其故室是全楚会馆；清初学者朱彝尊，其所写北京史专著《日下旧闻》就是在北京顺德会馆内的古藤书屋编纂的；近代史上的著名诗人和思想家龚自珍，其故居在北京宣外上斜街番邑会馆；清末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梁启超，岁入京赴春闱，住在北京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新馆；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先生北上途中抵津莅临广东会馆并登大戏台演讲，至京后，则憩息于宣外珠巢街的香山会馆；鲁迅先生到北京时，曾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内居住长达年之久，他的《狂人日记》等作品，就是在这里写成的。

由于会馆是地域性的组织，其人员复杂，业务不一，什么样的活动只要是同乡进行的就有可能在会馆里进行。所以会馆还不是商人最理想的活动场所和纯属于自己的组织。

商人的业缘组织——公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