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因为如此，在中国古代，凡大的商人无不搞贩运贸易，反过来贩运贸易的进行，也从中产生了一批大的商人。

司马迁在他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所记述的大商人，大多是搞贩运贸易的。这些商人活动的特点正如《国语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：“令夫商群而州处，现凶饥，审国度，察其四时，而监其产之货，以知其市之贾(价)，负任担荷，服牛辂马，以周四方，料多少，知贵贱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大家知道孔子有多个学生，其中有一个叫子贡的。他出生于卫国，曾在鲁国、卫国做过官，也曾求学于孔子，后来他辞了官、退了学，专门从事商业去了，他经商就是搞长途贸易。在贩运过程中，他特别注意掌握各地的行情，以此地之有换取他地之无，用贱买贵卖的手段，从中转易取利。他曾驾御成队的车马，周游列国，发了大财，很有些势力，连各国的诸侯对他都特别款待，司马迁说他结驷连骑地搞贩运，成了最为饶益的商人，他能以束帛之币而聘享诸侯，所到之处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

子贡搞贩运，实际上就是将各地的特殊产品即土特产品于异地之间进行交换。由于中国地大物博，各地的特产还是相当丰富的，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，为贩运商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营途径和方便的条件。为了巩固统一的局面，增强国力，秦始皇下令通关塞、修驰道、统一币制、统一度量衡，动员全国的力量通畅各地的水陆交通，虽然秦始皇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，但在客观上也大大方便了各地的物资交流和商旅的往来。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，商业，特别是其中的贩运业更有长足的发展。关于各地所具有的各种土特产品司马迁曾有如卞一段的概括：
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、纟卢、旌、玉石；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；江南山齿差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砂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；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，此其大较也。

正是有了这些特产，为商人们的经营提供了条件，于是就出现了“商而通之”的情况。

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商人们贩运的物品不仅仅是各地的土特产品了，一些专为出售的农、副产品作为商品而大量生产出来，如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木材等，也开始成为商人们贩运的主要物资了。

隋唐的时候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，商品更加丰富、交通更为便利。这时期，物资交流的特征是南北之间的大流通。虽然秦汉时期的全国统一为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，但终究是客观的条件刚刚形成，道路和交通还存在着诸多的不便，商业本身也处于起步阶段。到了国家分裂的南北朝时期，尽管南方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，但南北处于分据的局面，这时期商人的贩运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。隋唐统一之后，南方经济迅速崛起，北方仍然保持原来的发展势头，形成了南北的两大经济区。从官方角度来看，由政府直接插手管理的漕运，作为物资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，实现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，就民间角度来说，南北贸易便主要的是通过商人的贩运活动而体现出来。比如，除了珍奇异物、金银宝货等南北之间有了大量的交往之外，贩运商们把大量的南方稻米贩运到北方。中唐以后饮茶之风日盛，北方饮茶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茶商从南方贩运而来，史称“其茶自江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”。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，长途贩运在商业贸易中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所以在隋唐时期，搞长途贩运的商人很多，因此而发家的也大有人在，像齐州醋商刘十郎“家累千金”；定州何明远“资财巨万”；河东裴明礼“家产百万”；襄汉潘将军，其资本“强均陶、郑”(陶朱公和郑国商人)；长安邹凤炽“金宝不可数”，等等，以上这些大商人，虽然不都是只搞长途贩运的，但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，贩运贸易是占着相当大的比重的。

明清时期，全国最有实力的商人就是贩运商。这时期南北经济都迅速发展起来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区，已经出现了像华北、华东等这样划分经济区域的概念，同时各省内部也已经形成完备和固定的物资交流体系，以“集”、“镇”为交流中心的地方小市场，完全成了农村居民不可缺少的生产、生活必需品的集散地，而大、中、小城市的发展壮大，也使城市市场丰富、繁荣起来。大至全国，小到村、镇，商业的交流形成了网络，而支撑这个网络的则是依赖于地区之间的、由为数众多的商人所从事的贩运贸易。

就南北贸易来看，明朝人李鼎说过这样一段话，“燕赵、秦晋、齐梁、江淮之货，日夜商贩而南；蛮海、闽广、豫章、南楚、瓯越、新安之货，日夜商贩而北。”充分表达了南北货运的流通发达程度。就地区间的贸易来看，更为活跃。比如河北省的情况，在《河间府志》卷七《风俗》中有这样一条较为详尽清楚的记述：